冯梦龙

　　戏曲整理及其他冯梦龙作为戏曲家，主要活动是更定传奇，修订词谱以及在戏曲创作和表演上提出主张。至于冯梦龙创作的传奇作品，传世的只有《双雄记》和《万事足》两种，虽能守曲律，时出俊语，宜于演出，但所写之事，缺少现实意义。冯梦龙之所以重视更定和修谱工作，在于他看到当时传奇之作，“人翻窠臼，家画葫芦，传奇不奇，散套成套”(《曲律序》)的现象严重。为了纠正这种弊端，使之振兴，于是主张修订词谱，制订曲律，以期“悬完谱以俟当代之真才”(同前)。同时提出“词学三法”，强调调、韵、词三者不应偏废。在冯梦龙看来，一部优秀剧作，应该情真意新，韵严调协，词藻明白，文采斐然，案头场上，两擅其美。冯梦龙正是在这种主张驱使之下，从事传奇更定工作的。冯梦龙更定的作品达数十种之多，现可考者有17种，其中颇有不少名作，如汤显祖的《牡丹亭》、《邯郸梦》，袁晋的《西楼记》，李玉的《一捧雪》、《人兽关》和《永团圆》，《占花魁》，以及《精忠旗》等。在更定过程中，冯梦龙强调关目的真实自然，合乎情理，突出中心，反对枝蔓。更定的《精忠旗》，便是以慷慨大节为主脑，突出岳飞忠君爱国和将士人民对他的爱戴。他还注重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刻画，使之生动鲜明。以更好地发挥“传奇之衮钺”的作用。在他更定的《酒家》中，就曾给各种人物以不同的个性特征，“虽妇人女子，胸中好丑，亦自了了”（《酒家序》）。对于音律，见原作落调失韵处，冯梦龙也总是按谱加以修改，以便于演唱。他要更定汤显祖《牡丹亭》的原因，便是认为这部具有无限才情的杰作，只是“案头之书，非当场之谱”（《风流梦小引》），冯梦龙更定的《牡丹亭》，与汤显祖原著的意趣，虽有所差异，但也的确使之便于用昆腔演唱。

　　《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著名昆曲剧目，便有采用冯梦龙定本的地方。冯梦龙更定传奇的工作，对于纠正创作脱离舞台的案头化偏向，繁荣明末戏曲，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戏曲表演艺术方面，冯梦龙也有不少精湛之论。他在《双雄记序》中提出，“歌者”必须识别调的宫商，音的清浊，不能“弄声随意”、“唇舌齿喉之无辨”。在更定传奇的眉评中，也时时“提示”演员，何处是“精神结穴”处，戏要做足；何曲演时不宜删略。要求演员应认真领会角色的思想感情，气质风度，以及其所处的艺术环境，演出神情和个性来。这表明冯梦龙在有意地探讨表演艺术的规律，并从理论上作了一些总结。

　　冯梦龙的散曲集《宛转歌》和诗集《七乐斋稿》，均已失传。从残存的数十首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散曲多“极摹别恨”之作。他的诗以通俗平易见长，虽不成诗家，但亦有可观之作。如在知县任上写的《催科》，其中便有“带青□早稻，垂白鬻孤孙”之句。正如钟惺所评：“下句更惨。二语出催科吏之口中，亦无可奈何之极矣。”（《明诗归》卷七）

　　此外，冯梦龙还曾参与校对精刻《水浒全传》，评纂《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智囊》、《情史》、《太霞新奏》等，并有笑话集、政论文等十余种传世，还撰有研究《春秋》的著作《麟经指月》。

　　明代文学是以小说、戏曲和民间歌曲的繁荣为特色的。小说、戏曲方面，颇有一些大作家，但在小说、戏曲、民间歌曲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明代唯冯梦龙一人而已。

　　冯梦龙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1574年），卒于1646年。他生下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在这一年的前后，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如凌濛初（1644年），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1645年），阮大钺、王思任（1646年），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1647年）等等，在战乱中死去。一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异族入侵的铁蹄下夭折了。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生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冯梦桂）弟（冯梦雄）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雄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除了写诗文，主要精力在于写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他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古今烈女演义》、《广笑府》、《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而以选编“三言”的影响最大最广。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

　　冯梦龙从小好读书，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麟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屡试不中，后来在家中著书。因热恋一个叫侯慧卿的歌妓，对苏州的茶坊酒楼下层生活频繁接触这为他熟悉民间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他的《桂枝儿》《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时创作的。

　　直到崇祯三年（1630年），他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1634年）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回到家乡。

　　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在清兵南下时，他除了对反清积极进行宣传，刊行《中兴伟略》诸书之外，还以七十高龄，亲自奔走反清大业。冯梦龙是一位爱国者，在崇祯年间任寿宁知县时，曾上疏陈述国家衰败之因。清顺治三年（1646年）春忧愤而死，一说被清兵所杀。

　　在思想上，冯梦龙受李卓吾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情史》卷一《总评》）强调真挚的情感，反对虚伪的礼教。

　　在文学上，他重视通俗文学所涵蕴的真挚情感与巨大教化作用。他认为通俗文学为“民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叙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表现了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质。他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说序》中，认为“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这些见解对鄙视通俗文学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纵览他的一生，虽有经世治国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约束的狂放，他对“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与歌儿妓女的厮混，他对俚词小说的喜爱等都被理学家们认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难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长期沉沦下层，或舌耕授徒糊口，或为书贾编辑养家。

　　冯梦龙所编纂的这些书，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实用。他的那些记录当时历史事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的那些解说经书的辅导教材受到习科举的士子们的欢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细民阅读的拟话本、长篇说部、小说类书，以及剧本民歌、笑话等有更大的读者群，为书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使得冯梦龙的编辑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的特色。在《智囊》一书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